，早就把本该用于生产的活力给抽干了。如果追求最大公约数的代价，是让真正干实事的人处处碰壁，让那些只负责盖章的人高高在上，那这种调控兜住的到底是底层的饭碗，还是那张用来稳固自身权力的网？汪总，这可不是什么西方理论，这是一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账本。
退一万步讲，就算那些盖章的人初衷挑不出毛病，但现在那只看得见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该管的底线它要管，不该管的微操它也要大包大揽。这就好比一辆高速狂奔的重卡，方向盘和油门全握在一个人手里，旁边连个能踩一脚副刹车的人都没有。这种没有任何边界和制衡的绝对掌控，表面上看是效率，骨子里却是个随时会引爆的火药桶。一旦做出了误判，整个车上的人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咱们这个大盘子来说，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陈熙笑了笑。
“冯总，你以前的理想是什么？”汪同没有接重卡的话茬，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冯运。
“当老师。”冯运靠在椅背上回了一句。
“最初的那个呢？或者说这一路走过来的全貌。”汪同拿起桌上的签字笔。
“最早想当个翻译社社长混口饭吃，后来生意做大了，就想着做个颠覆行业的商业教父，不过真到了最后，还是觉得当个老师最安稳。”冯运想了想回答道。
汪同点点头，又把目光投向对面：“那陈总呢？”
“最初想做侦探，后来想当警察，现在做了商人，可能未来会去选择写书吧。”陈熙端起水，轻轻抿了一口。
“这就对了，你们的理想各不相同，而且每个阶段的想法都在变。如果我今天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成年人，问他为什么削尖了脑袋想考进体制内去当那个盖章的人。他大概率会告诉你，因为福利待遇好、工作安稳，至于想要握点权力的心思，大家心照不宣也就不提了。但如果你去问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他肯定会挺起胸膛告诉你，长大了要为群众服务。”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空调运作的微弱声响。
“陈总，这就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重卡的问题。这体系里的每一个人，最初也都是那个喊着为群众服务的孩子。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久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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