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
赣省北部某县医院，条件简陋得让人心惊。墙壁是斑驳的石灰墙，地面是坑洼的水泥地，几张病床挤在狭小的病房里，床单洗得发白，有些地方还打着补丁。
何洪涛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给一个腹痛的农民检查。吴倩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何卫国站在门口，三岁的女儿何思雨扯着妈妈的衣角，好奇地看着爸爸工作。
“阑尾炎，得马上手术。”何洪涛直起身，对旁边年轻的县医院院长说，“准备手术室，我来主刀。”
院长面露难色：“何大夫，咱们这儿……麻药只剩半支了，手术器械也不全……”
“半支麻药够了，局部麻醉。”何洪涛已经转身去洗手，“器械不全就用现有的，总比看着他穿孔送命强。”
手术进行得很艰难。灯光昏暗，器械老旧，助手是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人，手都在抖。但何洪涛的手很稳，动作干净利落，一个小时后，阑尾被成功切除。
走出手术室，吴倩递过毛巾：“辛苦了。”
何洪涛擦擦汗，看着走廊里排队等候的病人——大多是农民，面黄肌瘦，眼神里满是病痛和对医生的期盼。
“条件太差了。”他低声说，“很多病在这里根本没法治。”
“所以你才要来。”吴倩握住他的手，“慢慢来，会好的。”
正说着，一个护士匆匆跑过来：“何大夫，急诊室来了个重病人，说是从西北劳改农场转过来的，肺癌晚期，咳血不止。”
何洪涛快步走向急诊室。
病床上躺着一个人，瘦得几乎只剩骨架，眼窝深陷，颧骨高耸，脸上布满老人斑和皱纹。他闭着眼，呼吸微弱，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
但何洪涛还是认出了他。
阎阜贵。
那个曾经在四合院里拨着小算盘、戴着眼镜、说话拿腔拿调的“阎老师”。
护士递过病历：“阎阜贵，五十七岁，肺癌晚期，伴有严重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劳改农场医疗条件有限，转过来时已经……”
何洪涛接过病历看了看，沉默片刻，对护士说：“准备吸氧，静脉补液，先稳定生命体征。”
他走到床边，拿起听诊器。阎阜贵的胸膛里传来破风箱般的声音，肺部像一滩烂泥。
似乎是感觉到有人，阎阜贵缓缓睁开眼。
那双曾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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