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一位总监进行了简短的视频通话。态度客气,但言语闪烁:“付总,贵公司的AD-7项目我们内部评估过,非常有前景。不过……考虑到该靶点领域的特殊性和国际专利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总部风控委员会认为现阶段介入存在较**险。或许等贵公司的专利地位更加明晰后,我们再谈合作会更合适。”
“专利不确定性?”付明立刻反驳,“我们在欧盟的专利无效宣告请求进展顺利,这本身就是专利地位的强力佐证!”
对方只是报以职业化的微笑:“理解,理解。但风控有他们的考量标准。祝你们顺利。”
第三个电话打给了“科文斯”。这次连客气都省了,接电话的是一位陌生的高级经理,直截了当:“抱歉,付先生。我们收到总部明确指令,目前不承接与默域生命及其关联公司相关的任何临床试验项目。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
电话被挂断。
付明握着听筒,手心冒汗。三家顶级CRO,用三种不同的方式,传递了同一个信息:此路不通。
他立刻启动备选方案,联系了五家规模稍小但在阿尔茨海默症领域有专长的区域性CRO。结果更加令人心寒:两家直接拒接电话;一家表示“需要内部重新评估”;另外两家起初热情,但在“需要向上级汇报”后,再无音讯。
短短一周,默域生命通向全球临床试验的大门,仿佛被一堵无形的巨墙彻底封死。
“不是巧合。”付明在紧急会议上,将一份整理好的联系记录投影出来,脸色铁青,“反应太快,口径太一致。尤其是科文斯那个‘总部明确指令’,几乎等于明牌。这是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封杀。”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刚刚因专利战胜利带来的些许轻松荡然无存。
“能绕过CRO,我们自己直接找医院和研究者中心吗?”一位年轻的临床运营专员问道。
“理论上可以,但实操难度极大,效率极低。”付明摇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体系化的领域。CRO扮演的是‘总包’角色,他们拥有现成的、经过审计的全球研究者网络、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与各国药监机构打交道的经验、以及庞大的临床监察员(CRA)和数据管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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