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故。
但奇怪的是，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过度的活跃。
他离开窗边，坐进那把坚硬的、扶手被磨得发亮的藤椅里。
椅背恰到好处地支撑住他酸痛的腰背，发出轻微的、令人安心的呻吟。
他闭上眼睛，用手指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这里，是他的堡垒，也是他的牢笼。在这里，他远离了车间的血腥气、蒸汽的灼热和工人们直接而粗糙的情绪，但也必须面对另一套更复杂、更无形的规则，处理另一类更微妙、更耗费心神的问题。
还有桌上这些待批的文件。
他随手翻开最上面一份，是关于某种新型培养基试制费用的申请，金额不大，但论证充分，数据翔实。
旁边另一份，则是某个兄弟单位报上来的“重大技术革新”简报，言辞夸张，但关键数据语焉不详。
他拿起红蓝铅笔，在前一份上流畅地写下“情况属实，建议按计划拨付”并签上名字；对后一份，他沉吟片刻，只批了“请技术处进一步核实具体数据和实效后再议”。
这种区分，基于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实”与“虚”的判断，这种判断能力，是在无数次实验室验证、车间巡检和报告审阅中沉淀下来的。
然而，在当下某些氛围里，对“虚”的谨慎，有时会被视为“保守”甚至“消极”。
电话铃突然响起，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定了定神，伸手拿起听筒。
是计划司的一位副司长，询问某个联合实验项目的进度，语气客气但带着公事公办的催促。
王建国用平稳的语调汇报了大致情况，强调了几个技术节点存在的客观困难，但保证会按既定方案全力推进。
对方似乎还算满意，又寒暄了几句当前“大干快上”的形势，便挂了电话。
放下听筒，王建国靠回椅背，目光落在对面墙上那幅巨大的地图上。
红色、蓝色的线条与符号，勾勒出山河与资源的分布，也标记着他们这些部门所关注的、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与节点。
陈经纬他们的实验进展如何了？
新的菌株筛选有眉目了吗？
设备改造的方案论证得怎么样了？那些具体的、需要一步步攻克的技术难题，此刻反而让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
至少在那里，逻辑是清晰的，成败有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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