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至于贪官的逃向，此间有专家分析，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那些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国家。而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美国，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十年。
而身份较低的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一家两制”是媒体的形象称谓：一些人自己在中国国内继续做官，配偶子女则申请绿卡或者外国籍。他们把自己所贪来的钱早些转移，并为自己披上“救生衣”，见机行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只身外逃。
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
在贪官当中，像曾丽丽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根本排不上名次。不过她是商业银行的行长，因为平时是和钱打交道的，因此，她对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不亚于那些高官们。
出逃的最大官员当属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了。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
事后，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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