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张明高才转成了正式工人。
在转正的过程中，所有的手续、材料、打点，全是他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自己跑。
那年头，办个手续有多难，过来的人都知道——推诿、刁难、踢皮球，连成年人看了都头疼，更别说一个孩子了。
“厂里的那些人，对我的困难不闻不问。看我一个小孩儿好欺负，还故意摆脸色给我看。知道我没钱送礼，那副嫌弃的嘴脸，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让我恨的是，他们连我父亲的抚恤金都扣下了！”
张明高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些激动起来。
“我去厂里要我父亲的抚恤金，厂里说上面有规定，不发。再问，就说我父亲生前把机器搞坏了，要用抚恤金来赔。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很快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漠。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看明白了。这个社会，你不狠，别人就把你往死里踩。要想不被踩，就得比别人更狠。”
审讯室里，张明高继续回忆。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段时间，家里特别困难。大姐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我一个人维持着全家。一个15岁的小孩，每天晚上都得算账，担心每个月的钱不够花。”
他顿了顿，目光有些飘忽。
“我常常做梦，梦到抚恤金发下来了，梦到我父母还活着。在梦里，我还能跟他们团聚，能吃顿热乎饭。可醒来的时候，两眼空空啊。”
“别人家过春节，一家团聚、和和美美，有说有笑。我家的三个弟妹呢？目光呆滞，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疼爱，我都觉得他们可怜。”
他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
“可他们可怜，我不可怜吗？除了大姐，谁关心过我？谁问过我一句‘你吃了吗’？”
他抬起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讯的警察。
“没有。一个都没有。”
“工作单位如此，邻居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