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而是可以以公共设施的名义直接向市场借贷，用伦敦未来的税收慢慢偿还。
各地的市政官员们眼睛都亮了。
曼彻斯特想修自来水厂，伯明翰想扩建排水系统，利物浦想翻修码头区的公共卫生设施。但很快，这些人便发现，同样的模式在他们那里行不通。
财政部一纸公文下发到各地：未经议会批准，不得以地方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市政公债。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大都会工程委员会之所以能成立，本质上是因为议会对伦敦基础建设的吝啬被女王施压强行突破了。
历任财政大臣都把伦敦的拨款申请压在文件堆最底层，压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霍乱在东区爆发。
可如果每一个郡、每一个城市都以当地税收做抵押去借贷建设，地方债务将层层累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财政收入终究会大幅度萎缩。
于是，当那些效仿的声音逐渐沉寂下去时，人们终于认识到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是不一样的。
它的背后有女王的背书，有政府的支持，有那位巴纳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有在慈善基金管理了多年善款从不出错的乔治安娜坐镇财政。还有那位认购了十万英镑公债的班纳特小姐。
它能在融资市场上顺利推进，能从全伦敦大大小小的投资者手中筹集到那笔曾被议会财政委员会反复驳回的天文数字。
换作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没有这些人的信任，没有这些年在疫情、改革和一次次议会斗争中积累下来的公共信誉，绝无可能做到。
玛丽走进工程委员会临时设在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时，手里攥着一张债券凭证。凭证上印着她的名字——玛丽·班纳特，债券编号001，认购金额十万英镑。
接待她的是一位穿着深蓝色裙装的年轻姑娘。她接过凭证，核对完信息，在登记簿上找到对应的记录，然后抬起头，把羽毛笔递过来，请她在签名栏签字。
玛丽签了字。那姑娘收好文件，抬起头，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忽然开口。
“班纳特小姐——您是富勒姆女校的创始人之一，对吗？您当年和威尔逊校长一起，把靠山林那片地捐出来建了学校。我们每个学生都知道您的名字。”
玛丽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认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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