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太平洋资本香港办公室召开战略会议。
马克汇报战果：“过去一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十五个项目，总投资额十亿美元。其中十一个是从日本企业手里抢来的。日本企业现在看到我们就怕，有些项目听说我们要参与，直接退出。”
“效果很好。”苏宁说，“但要注意方式。商务部找我们谈了，希望我们别太张扬。”
“那怎么办？不抢了？”
“换种方法。”苏宁说，“不公开抢，提前布局。日本企业关注什么行业，我们就提前研究，在他们谈判前就和地方政府接触。这样看起来不是抢，是我们先谈的。”
管伟点头：“这个办法好。我们可以建立情报网，跟踪日本企业的投资动向。他们刚有想法，我们就行动。”
“具体怎么做？”马克问。
“第一，在日本商会、日本企业里发展线人，了解他们的计划。”管伟说，“第二，和地方政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提前知道招商信息。第三，重点突破几个关键行业——汽车零部件、半导体设备、精密仪器。这些是日本的核心优势，打掉这些，他们就真没路走了。”
“汽车零部件难度大。”马克说，“丰田、本田这些巨头，在中国根深蒂固。”
“那就从配套做起。”苏宁说，“比如汽车音响、轮胎、玻璃。日本企业做，我们也做，做得比他们便宜，技术比他们好。慢慢渗透。”
计划定了。
太平洋资本开始更隐蔽、更系统的“替代日本”战略。
1992年下半年，日本尼康公司计划在苏州建一个半导体光刻设备维修中心。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一台几千万美元。
维修和保养是持续的收入来源，也是技术控制的关键。
尼康谈判很顺利，苏州方面很欢迎——这是高技术项目。
但就在签约前一周，太平洋资本找上门了。
这次不是管伟出面，是一个新组建的团队，负责人叫李明，美籍华裔，在英特尔干过十年设备工程。
“王市长，听说尼康要在苏州建维修中心？”李明问。
“对，已经谈妥了。”苏州副市长点头。
“我们也有兴趣，而且我们能做得更好。”李明说，“尼康只做维修，不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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