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学会了一个词——朋友。”
陈远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握住乌兰巴根的手，说：“对，朋友。”
乌兰巴根每年秋天都来。来了，就住几天。帮他摘柿子，帮他收荞麦，帮他修房子。走的时候，陈远山给他装一袋荞麦种子，一兜柿子，一封信。信的内容每年都不一样，但结尾永远是一句话：“明年见。”
乌兰巴根五十岁那年，陈远山九十了。他躺在床上，动不了，但耳朵还好使。乌兰巴根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不会说安慰的话，只会说：“陈爷爷，柿子红了。”陈远山笑了，说：“替我摘一个。”乌兰巴根跑到院子里，摘了一个最红的柿子，拿回来，喂给陈远山。陈远山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涩完是甜的。
“巴根，”他轻声说，“明年……可能见不到了。”
乌兰巴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不会的”，但他说不出口。他知道，会的。人都会老，都会死。陈爷爷会，他也会。但他的儿子不会，孙子不会。他们还会每年秋天来，摘柿子，收荞麦，吃面。
乌兰巴根把陈远山埋在了荞麦地旁边，和陈远、穆桂英的墓隔了不到一里地。他在墓前立了一块碑，碑上用汉字写着：“陈远山之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他让人刻的：“种荞麦的人的子孙。”
他跪在墓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石板上，咚咚响。
“陈爷爷，”他说，“明年，我还来。”
风吹过来，荞麦花在风中摇曳。